[考博動態]高校教師成考博“主力軍”_考博_旭晨教育

高校教師考博士，近年來儼然成為一種熱潮，大有愈演愈烈之勢。據報道，蘇州大學200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中，一千多人爭奪300個名額，而報考者中高校教師占了相當大的比例。上海某著名高校一文科學院的副院長告訴記者，在今年報考該學院博士研究生的考生中，三分之二以上是高校教師，其中尤以青年教師為眾。

大學教師特別是青年教師為提升自身素質和學位，報考博士是很自然的事，本不該惹得社會議論紛紛。但，如果這種個體行為演化成一種群體行為，浩浩蕩蕩爭戴博士帽，千軍萬馬爭過獨木橋，這種現象還真值得有識之士品評一番。

考博士，訴說大學青年教師的無奈　記得已故著名科學家王選曾經感嘆：年輕時什么都想要，可什么都沒有;老了什么都不想要了，可偏偏什么都給你。的確，以老生常談而論，萬事開頭難，青年人涉世不深，立足未穩，對社會的貢獻還不太大的時候，社會地位、物質條件、社會資源等各方面大都還不到位，學業、事業、工作、生活等亟待改善和提升，正處在所謂的“爬坡”階段，吃點苦，受點累，遭受點磨難，承受點挫折，都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這是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和公式，并不能說是社會的怪圈。

大學青年教師也不例外，大多在這樣的規律和公式中生存和成長。　但大學青年教師也有其特殊的一面。作為“知識密集型”的社會群體，他們不僅是“天之驕子”出身，而且肩負著培養和教育“天之驕子”的使命，承擔著為“天之驕子”“傳道、授業、解惑”的重任，因而吸引著社會的更多目光、更多關注。　不論從哪個角度看，他們都不是弱勢群體，可是，在大學校園里，他們分明感到自己的弱勢。比起身邊的院士、 博導 、教授等“精英階層”，他們感覺自己就像吃苦受氣的“丫頭”，總是處在大學的邊緣。

要改變這種際遇和境況，途徑不少，但最直接的“終南捷徑”就有一條：考博士。

教育界有識之士認為，目前高校教師攻讀博士學位之所以能形成熱潮，原因有二：一方面，政府有關部門越來越重視高校教師隊伍建設，早在1999年，教育部就頒布了《關于加強高等學校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明確要求到2005年，教學科研型高校具有博土學位教師的比例要達到30%以上;另一方面，目前高校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各高校都把教師隊伍建設擺在重要位置，很多高校在招聘教師時提高門檻，非博士不要，有博士學位的高校教師，在爭取教學科研項目、審請經費、評定職稱、出國進修、解決住房、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等方面都有明顯優勢。

博士的光環本來就讓莘莘學子心馳神往，政策的驅動更讓青年教師對博士帽趨之若鶩，對走“終南捷徑”堅定不移。

行為的堅決，并不能掩蓋心理上的無奈。如果不是因為現實的無形壓力，不是因為政策的硬性規定，許多大學青年教師即使對博士帽崇敬有加、心向往之，可能也不會毅然投身考博大軍，再次為擠獨木橋而奮勇打拼。這一點，從許多大學青年教師的感嘆中可得到證實。許多大學青年教師面對媒體現身說法，表達的正是心中的無奈。

這是值得理解的無奈，值得寬容的無奈，值得深思的無奈。

“一刀切”，凸顯大學管理與考核的僵化　一項統計數據表明，在我國現有2000多所高校的94萬名專任教師中，尚未獲得研究生學歷的超過三分之二，僅有不到8%的人擁有博士學位，即全國高校只有7萬多名教師擁有博士學位，而在全部專任教師中，45歲以下的青年教師占了近80%。假如未來一個時期我國高校每年畢業博士生5萬人以上，即使全部留校任教，也需要15年以上的時間才可能使高校教師學歷達到博士化。

乍看起來，我國高校教師的學歷和學位現狀并不樂觀，提升大學教師特別是青年教師的學歷和學位顯得很有必要。大學青年教師考博士也應該積極鼓勵，大力提倡，最好是人人都戴博士帽，一個都不能少。

但是，問題在于，教師的素質是否與學歷、學位完全成正比?提升教師素質和水平是否一定要和提升學歷、學位劃等號?加強高校師資隊伍建設，是否意味著教師“博士化”呢?　如果哪位大學的管理者對這三個問題敢于用“是”來回答，人們真的佩服他的膽量和勇氣，也真的懷疑他的管理水平和能力。

在目前大學的管理和評價機制中，有不少“一刀切”的“杠杠”、“條條”和“框框”。一些大學熱衷于單一的量化管理，對教學、科研和人才培養的績效習慣定量考核，不重視對教師綜合素質的定性分析;一些大學在進行各種學術評價時，不分學科類別與學科層次，對發表文章刊物的級別、論文的數量、項目的大小、獲獎的等級等，作出明確要求、統一規定，而教師的教學效果、科研課題的難度、學生的創造能力等難以量化的東西卻受到冷落。

研究生學位必須與發表論文掛鉤;學術論文必須刊在核心期刊正常卷期上———上海大學前不久出臺的這一規定就曾引發一場爭論。且不說這樣的規定能否達到提高學生科研能力的目的，僅僅是這種“一刀切”的做法就值得商榷和反思。

鐘南山院士曾說：一些大學和學院規定，某些學科的學生要獲得博士學位，就必須在讀博士的3年時間里，在國際科學權威雜志上發表文章。這意味著，第一年就要有成果，第二年投稿，第三年發表。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博士第一年主要是打基礎。一些實驗室也逼著科研人員出文章。逼急了，做不到，就容易造假。

其實，不論是大學管理還是學術評價，有許多東西是難以用“一刀切”的辦法來考核的。學風被認為是大學的立校之本、無形資產。竺可楨就任浙江大學校長時曾說，“假使大學里有許多教授，以研究學問為畢生事業，以培育后進為無上職責，自然會養成良好的學風，不斷地培植出來博學敦行的學者。”科學家吳健雄也曾說：“周六晚上，看看一所大學的實驗室是否燈火輝煌，就知道它是不是一流大學。”對于學風、教風、師德和校風的評價，用量化的辦法“一刀切”豈不荒唐?

“一刀切”的學術評價機制因違背科學規律，很容易導致學術浮躁。不少教師和研究生急功近利，不愿靜下心來踏踏實實做學問。有的在評審、評估中“跑部錢進”，以不正當手段影響評審結果;有的粗制濫造，片面追求論文數量;有的甚至違背學術道德，偽造數據，抄襲剽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當然，也有不少青年教師為了適應這種評價和考核機制，只好無奈地考博士，于是匯成了浩浩蕩蕩的考博大軍。

學位崇拜，折射人才觀的迷失　中國大學管理和考核標準的僵化，其實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簡言之是固有的學位崇拜的社會心理在作怪;說遠點，是中國傳統人才觀至今仍深深地盤踞在人們的頭腦中。

比如說，科舉考試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起到選拔人才、籠絡人才的作用，其歷史作用不可低估。但千余年的科舉制度也深深影響和鉗制了社會的人才觀。“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不能說不是科舉造成的;范進等讀書人因為中舉而神魂顛倒，更是這種人才觀影響下發生的悲劇。

毋庸諱言，從當今社會的學歷和學位崇拜，仍能清晰看到傳統人才觀的影子。

學歷和學位對社會進步的積極作用和意義不可否認，大學青年教師追求高學歷和學位也值得提倡和鼓勵。但是，如果把學歷和學位作為衡量和評價人才的唯一標準，使社會心理形成對學歷和學位的崇拜，則是人才觀的迷失和誤區。

二十一世紀，人類在傳承和創新文明的進程中，提倡的是構建終身教育體系，建設學習型社會。但這決不意味著只是追求高學歷，更不是學位崇拜。

大學被譽為“人類文明之光”，應當是先進文化的倡導者和創造者，對人才的培養、選拔、考核和使用，應當有先進的、多元的標準;既要建立在科學基礎上，又要充分體現人文關懷;既要考核創新素質，又要考核師德學風;搭建的應當是人才的立交橋，而決不能再是獨木橋。

大學可以少發表一些學術論文，但要多出一些創新成果;可以少得一批獎項，但要多培養創新人才;可以少招聘和培養一批博士，但要讓更多的優秀教師迅速成長、脫穎而出。

否則，中國的大學、中國的高等教育會被人家甩得越來越遠。

這，并非危言聳聽，并非杞人憂天。

沒有博士學位咋過大學青年教師奔在考博路上

日歷翻到10月，眼看博士生招考報名的時間就要到了，可上海某高校的年輕教師王慧(化名)還在為今年要不要報名考博而煩惱：“我已經28歲了，正打算要孩子，如果考博，就要推遲生育計劃，我不想當高齡產婦;可如果現在不考，將來再考更難。”

讓王慧猶豫不決的只是考博的時機問題，至于考博、讀博，那是確定無疑的了。“現在在大學里，沒有博士學位還怎么混啊?”王慧至今還后悔當初碩士畢業時沒有直接考博士。

王慧3年前碩士研究生畢業后就到了現在所在的高校任教，這3年里，王慧深深體會到了沒有戴上博士帽的痛苦。

當初，由于學校規定除了個別專業外，只有博士生才有資格應聘教師，所以王慧先以行政人員的資格進入了這所高校，在辦公室“坐”了一年之后才轉為教師身份。

由于王慧只有碩士學位，所以要評上“講師”這個高校里僅比助教高一級的職稱也并不輕松：要通過學校組織的計算機應用能力考試，除此之外，她還必須拿到 教師資格證書 ，這個證書就得通過三門考試和普通話考試，她還要在專業核心期刊上發表至少兩篇論文，才有資格參加講師職稱的評定。而在大多數高校，博士一般可以直接評為講師。

其實，王慧今年年初就已經考了一次博士，報考的就是自己攻讀碩士時的大學和導師，雖然總分達線，但因為英語差了幾分而名落孫山。

王慧在第一次考博前專門找過導師，本以為這樣會“熟門熟路”一點，沒想到導師在了解了她的意圖之后，就暗示她可以考慮改換門庭，因為想投入自己門下的考生太多了，而且很多是各高校的老師，一些還是院系的領導;另外還有一些是導師前些年帶的碩士生，到高校任教后現在也急著拿一個博士學位。“你還年輕，今年考不上，明年還可以再考。”導師這樣安慰王慧。

王慧也知道自己確實還算年輕，她在攻讀碩士的時候，就碰到自己本科時的老師來考博士，當時那個老師已經30多歲了。

“考博士并不是壞事，我也想多學一點東西，在學術上能有所進步，但問題是，現在博士學位在高校里已經是一件很功利的東西了，有它沒它完全是兩個樣。而對年輕教師來講，還承受著更多的壓力，包括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壓力，我們往往疲于奔命。”王慧說。

博士學位就像腳底心的一粒米不拿不舒服，拿了又不能吃

據記者了解，為考博而煩惱的高校青年教師為數不少，博士帽對于這些自稱大學“青椒”的年輕教師而言，是不小的壓力，甚至有些沉重。

有一位29歲的大學老師在網上發出了題為“舍棄未滿一歲的兒子準備考博，太痛苦了”的帖子。這位“青椒”由于“現在高校學歷要求越來越高，形勢所迫”，所以想趁年輕考博，但由于幫忙帶孩子的母親不習慣自己所在城市的生活，而且想讓她安心考博，所以要把孩子帶回老家，這位年輕的母親就經常問自己：“舍棄小兒子考博，值嗎?考博，到底為了什么?沒有經濟的因素，像我這樣的女人，就為了一個學位?”論壇上的回帖無數，而一位同為母親的“青椒”也發出了“我也是這樣，已經3年，還要再3年!沒辦法，形勢所迫，還有什么辦法呢”的感慨。

上海某高校的李倩(化名)去年碩士畢業后留校任教，“當時確實費了很大勁兒”，現在每天晚上回到單身宿舍，就開始在臺燈下“拼命看書”，為了考博，連電視也不敢買，“怕玩物喪志”。

還不到30歲的李倩現在覺得人生了無生趣，“考博是必然趨勢，可名校不容易考，考上了還得操心畢業，畢了業年紀一大把了，婚也沒結，孩子也沒生，等把這兩件事都搞定，估計也得三五年，可是，哪個單位愿意給我三五年的時間完成這人生應當完成的任務?”

上海某重點高校的一位教授說：“現在在高校，沒有博士學位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了。但我覺得中國這樣的現狀逼迫很多人不得不讀博士，拿學位，應該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除了提高高校教師的博士率;當然讀博多少應該還是能學點東西的。”

另一位高校教授表示，考博是大勢所趨，未來的高校是博士的天下，只有“占領這個制高點”，才能掌握人生更大的主動權。

南京某高校研究生院的一位負責人則認為，現在的博士學位對大多數青年教師來說，就好比是腳底心的一粒米，不拿不舒服，拿了又不能吃。人家有了，自己沒有總好像缺點什么。但不管怎么說，有總比沒有強。

大學青年教師是考博大軍中的主力

實際上，近幾年高校教師考博熱愈演愈烈，據報道，蘇州大學200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中，有1010人爭奪300個博士名額，而報考者中高校教師占了相當大的比例。而上海某著名高校一文科學院的副院長告訴記者，在今年報考該學院博士的考生中有2/3以上是高校教師。

有教育界人士分析，高校教師攻讀博士學位形成熱潮主要是因為：一方面，國家越來越重視高校教師隊伍的建設，早在1999年，教育部頒布的《關于加強高等學校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就要求到2005年，教學科研型高校具有博土學位教師的比例要達到30%以上。另一方面，目前高校之間的競爭激烈，各高校均重視師資隊伍建設，除了自身的培養，很多高校在招聘教師時就“非博士不要”，有博士學位的高校教師在爭取教學科研資金、分房子、提工資、評職稱上都有一定優勢。

不過，根據統計資料顯示，每年全國高校補充的新教師都在10萬人左右，而2004年，全國畢業的博士生只有2.35萬人。

另一項數據表明，在我國現有2000多所高校的94萬名專任教師中，尚未獲得研究生學歷的超過三分之二，僅有不到8%的人擁有博士學位，即全國高校只有7萬多名教師擁有博士學位，而在全部專任教師中，45歲以下的青年教師占了近80%。假如未來一個時期我國高校每年畢業博士生5萬人以上，即便全部留校任教，也需要15年以上的時間才可能使高校教師學歷達到博士化。

同時，由于一些學科近幾年發展迅速，各高校紛紛開設相關專業，教師需求大大增加，但 博士點 的建設卻遠遠跟不上專業建設的步伐，僧多粥少，導致這些專業的教師考博更加困難。

“不考博不成活”的生存語境與悖論

大學青年教師成考博主力，博士學位功利性突出。實際上，近幾年高校教師考博熱愈演愈烈，據報道，蘇州大學200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中，有1010人爭奪300個博士名額，而報考者中高校教師占了相當大的比例。而上海某著名高校一文科學院的副院長告訴記者，在今年報考該學院博士的考生中有2/3以上是高校教師。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L?C·柏林格說“大學依靠夢想、希望生存下去——這就是大學的歷史”，但是很遺憾，當夢想與希望漸次兌現成學歷狂熱和制度江湖的時候，早已使得高校教學科研中“十年磨一劍”的踏實學風成為一種不識時務的傻子哲學。聯想到“阿憶叫苦”事件和“北大教授買房團”事件，我們不難窺見高校青年教師的生存語境。在“年薪十萬聘教授”、“年薪百萬聘院長”的新聞花邊背后，青年教師的生存狀況在制度鉗制與機會失衡前詭異而多舛，已然成為新的弱勢群體。考博不是壞事，基于生存發展意義上的考博也無可厚非，問題是群體性大規模地“不考博不成活”就值得我們深思——都去考博了，教學呢、科研呢、夢想與希望呢?

當青年教師帶著精英夢想投入高校工作時，“體制序列”和“達標長征”無疑給了他們一記響亮的耳光。如果把高校教師比作金字塔，那么此塔自上而下分別是院士、博導、教授、副教授、講師和助教，而組成堅實塔基的正是最底層的助教和講師——從社會學而言，井然有序的階層流動是社會規律使然，但在功利內趨下的急速奔涌則會帶來整個序列構架的失范，在這個“江湖”中，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旨歸的大學精神理應優于“考博”動力——事實恰恰相反，在這種嚴密機械而又逼仄狹隘的序列下又生成了“項目申報、科研經費、職稱評定”等等的制度群，這使得青年教師的生存與發展都得經歷一堆堆數字考驗。不少熱血青春就虛耗在無窮無盡的“達標長征”里——“不考博不成活”只是冰山一角而已，論說到底：這些在資質門檻上掙扎的“學歷丫鬟”，表面昭示著青年教師的生存語境、制度困境，但背后的最深處，誰說不正是寓言著高校行政色彩極濃的現有管理模式、以及高校教師身份和學術尊嚴在大學成長中的時代性錯位呢?

制度動力是重要的，但制度設計不能為了“動力機制”而走上“超速”道路——“不考博不成活”無異于涸澤而漁焚林而獵，它在調動高校青年教師積極進取的同時，也走上了“學歷主義”的歧路。“不考博不成活”后悖論讓人警醒——優秀青年教師的高校資源配置中要抵達評價機制中的公正平衡難道只能找到“學歷出口”?這種導向本身顯然悖逆了人的差異性，就如同所有的學校不可能都定位為研究型國際型一樣，“博士”不可能是所有高校教師的唯一生路吧。當年在燕圓在延安講學的那些鴻儒，有多少披著博士服、帶著博士帽呢?

綜觀時下高校的浮躁與輿論的詬病，學術或科研的“感冒”往往伴隨著考核評價體制的量化之風、滯后之勢，而“不考博不成活”背后高校青年教師生存語境與悖論則讓我們再次緬懷與反思走失很久的“大學精神”和真正意義上的“師道尊嚴”。